谈球吧下载:中国国家治理的模式与面临的挑战-燕继荣、张善若、王裕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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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中国经历了40 多年改革和发展的历程。在您看来，中国政府在治理方式的改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上，有什么突出的表现？中国40多年改革和发展历史对于世界各国的治理而言，有咋样的借鉴意义？

  王裕华：中国在改革期间，尤其在改革初期，有很多突出的表现。首先，政治制度激励了官员全力发展经济，使他们可以热情参加改革。其次，依靠外国资本推动改革进程的决定，带来了先进的技术。最后，对基础设施（高速铁路、地铁系统和高速公路）的高投入降低了交易成本，增加了就业。

  在政治方面，中国避免了塞缪尔·亨廷顿所描述的在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经济体中潜在的不稳定性。改革期间，维持相对的政治稳定虽然成本很高，但却是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、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相区别的一个关键特征。

  张善若：由于治理模式与政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我认为将中国治理置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语境中进行评价最合适，看看它是否实现了中国的目标、办好了中国的事情、解决了中国的问题。中国治理对西方的作用，主要是知识层面上的。

  西方现有的社会科学被赋予“普世真理”的价值，其实是以欧洲社会工业化为起源，以冷战政治为加速器，以西方经验为主要材料，以西方的政治现实和想象为主要视角，又主要服务于西方政治目的。

  中国治理的发展，对这一套知识提出了不容忽视的有力挑战，在关于治理的一系列问题上，开辟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、存在于西方全球民主化的话语之外的理论空间。

  我们也需要认识到，西方对中国的认识、研究，短短两三百年而已，比较成规模的、试图透过表面看本质的努力也仅仅几十年。中国作为“远东”，能够说是欧美世界接触到的最晚的国家之一，而这一段接触期又是中国历史非常特殊的时期，不能充足表现中国治理模式的常规和全貌。中国治理模式发展数千年，绝大部分是在中国政治文化主导、与西方世界隔离的情况下发展的。

  以西方为主体的现代知识体系，伴随欧美数百年殖民经历而发展，西方在软硬实力上升过程中养成了居高临下的姿态、以己度人的习惯。而这正是中国政治研究所处的真实的知识环境。中国治理模式的活力和成效，迫使西方直视中国，认识并且承认其知识体系对中国政治的不了解。我们大家都希望这样的认识能够促使西方学界更上一层楼，比较全面地认识中国问题、中国情况和中国治理的特点。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，若能够积极认识和克服现有知识体系的局限，就能为世界性的政治学研究做出贡献。

  燕继荣：中国在40 多年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，发生了治理观念变革、治理体系变革、治理政策变迁以及治理行为调试等积极的变化。从中国的实践来看，为了改善治理绩效，中国政府推进了管理导向（如结构性改革、功能性改革、程序性改革、人事改革）、服务导向（如推动公共设施的普及化、构建服务型政府）、自治导向（如推动旨在放松管制、激活社会的改革）、协同导向（如实现多元主体和机制的共管共治）的创新改革，营造政府机制、市场机制、社会机制相结合的“协同治理”格局。

  中国在改革与发展的具体实践中，一方面开发既有的正式制度和机制的潜力，让政党、政府等权力机构以及传统的群团组织发挥新的机能；另一方面，激活企业、社会组织、社区的功能，让新型社会主体和要素在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，努力实现“自上而下”和“自下而上”两种力量的对接，创造了“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保障”的中国经验。 中国40 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和成就说明：治理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，是使国家与社会关系一直在优化的必由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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